方法論五：Causal relationship

Causal relationship

1.definition
因果關係。通常指一個研究者所見到的關係，能將兩個以上的變項，按時間順序連結起來，以產生一個特殊事件。因果關係分析，要尋求自變項的行動與變遷，自變項產生或幫助產生另一變項的變遷，此一變項即因變項。嚴格的說，因果關係很少能夠証明，但經常由觀察到的順序關係推論出來。[1]

2.research review
因果關係在早期社會學科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似乎被過份誇大了，造成許多決定論的觀點。所謂「決定論」，就是相信若干因素係影響某些事件發展的最主要原因，其他因素並沒有影響力，或僅是次要的。例如馬克斯的經濟決定論，他指出政治與社會關係均由經濟生產力所決定，特別是生產工具所有權形態，決定歷史發展。其他形態的決定論則認為宗教、種族、人格或文化因素，是唯一決定歷史發展的動力。這種論調自然受到不少批評，社會發展通常係由諸因素交互影響，很難輕易化約為個別原因。[2]
但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，變項之間的關係仍以因果關係最為有效，Hoover認為假設中各變項的關係可分為以下幾個層級：(1)不相關；(2)推論上的關係；(3)直接或相反的關係；(4)因果關係。[3] 若能確定變項之間的關係為因果關係，其對於解釋及預測均有很大的助益，當然這裡所謂的因果關係的確立，必須相當嚴謹，而非憑空猜想。Hoover認為要証明A導致B，必須要能夠論証以下三點：[4]
1.A出現在B之前。
2.A的發生與B的發生有所連結。
3.A導致B，而沒有其他的變項(C)。
3.case
社會科學研究方法，具有一些限制性因素，例如我們不能採用如同自然科學一般具有良好控制的「實驗」。但是自然科學中，例如氣象學、地質學等，也具有相同的限制，而仍能依靠長期資料的積累，進一步發展理論。社會科學研究者要發展因果關係時，常面臨研究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「原因」而導致，其中有的是正確的，有的是「似是而非」的。而如何排除這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呢？一種方法是靠形式邏輯的推理，另一種方法是靠試驗，所謂的試驗，則須要適當的研究設計。[5] 呂亞力教授分析了內在效果與外在效果對試驗的影響，並認為若研究者在研究設計中將其排除或控制，則他所作的因果解釋就不可能正確。
4.opinion
早期決定論式的因果解釋，已為多數學者所揚棄（當然，辯証邏輯與形式邏輯在基礎上便存在著根本不同），實証研究所追求的是符合科學形式的因果解釋。這對於社會科學來說實非易事，或許吾人可建構並驗証假設，逐步發展變項之間的關係，朝因果關係邁進。Values

1.definition
價值。values有兩種不同但卻相互關連的意義。有時候，它是一個對象；有時候，它是一個衡量事務的標準。首先，它是一個為政治行為者所喜歡或厭惡的對象，例如：民主政治、公正、獨立等。根據Easton對政治所下的定義，所謂「系統內價值的權威性分配」，就是把價值擺在政治過程與政治行為研究的中心位置。其次，價值是一個人、一個團體、一個社會等賴以挑選或拒絕目標、達成目標之手段、過程，以及規範等的標準。[6]

2.research review
其實，社會學科對於如何處理價值，一直是個爭議性的問題。從早期的邏輯實証論者到後期的邏輯實証論者、行為主義者、人文學者的看法均有所不同。早期的邏輯實証論者強調價值與事實做截然的區分，認為這不僅是一個哲學的問題，也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。「價值中立」、「值值免除」的問題便成為傳統政治學者與行為主義者的一個主要爭執點。
早期的邏輯實証論者，嚴格區分價值與事實，而幾乎否定了價值的存在。後期的邏輯實証論者則肯定價值的存在，認為這不是一個哲學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常識的問題。呂亞力教授則將政治學者對價值與事實的分辨歸納為以下三項：[7]
1.事實陳述可藉經驗証據証實或反証，價值語彙缺乏經驗指涉，故不能証實或反証。
2.事實與價值之分即手段與目的之分。
3.事實與價值之分為實然與應然之別，關於後者的陳述，不能從前者的推演獲得。

3.case
其實在經過了幾十年的辯論與理解之後，行為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之間的差距，已逐步接近，例如後行為主義者已接受價值亦可為研究對象，若干人文主義者亦不再全然否定價值中立。
事實上，自然科學界亦有所謂的「價值中立」的問題，例如某些不肖的醫學研究人士可能因為接受了煙草商的賄賂，而發表有關抽煙無害健康的報告。社會科學除了要避免這個問題，更要解決以價值為研究對象的問題，以政治學為例，政治研究若捨棄了價值，是殘缺不全的，而在研究過程中，如何避免以自已的主觀價值判斷來選擇或詮釋資料及作成研究結論，更是一個重要課題。

4.opinion
社會學科中所面臨的價值中立問題及處理價值的方法，與自然科學的確有所不同，但是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，事實與價值陳述的分離是不可缺少的，而且在研究過程中的某些階段必須盡可能達到「價值中立」，在演繹過程中亦應區分事實與價值，如此社會科學理論化才可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




[1] 林嘉誠、朱浤源，政治學辭典（台北：五南，民國七十九年），頁40。
[2] 同上，頁91。
[3] Kenneth R. Hoover,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( N.Y.: St. Martin's Press, 1992), p.78.
[4] Kenneth R. Hoover,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tific Thinking( N.Y.: St. Martin's Press, 1992), p.80.
[5] 呂亞力，政治學方法論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118~119。
[6] 林嘉誠、朱浤源，政治學辭典（台北：五南，民國七十九年），頁388。
[7] 呂亞力，政治學方法論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民國七十六年），頁76。